杨村七街回民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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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七街回民公墓位于天津市武清区运河西强国道福苑小区北50米。杨村七街回民公墓坚持人性化服务,不占用基本耕地 ,尊重风俗习惯之原则,回民公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花草芳香。为建设好回民公墓,体现伊斯兰教殡葬精神,彰显民族建筑特色,回民公墓管理经验先进,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结合地势特点,周祥规划,精心施工,形成一定规模的、环境庄重肃穆、设施配套齐全、服务功能到位的回民殡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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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天何其高,海何其深,铁多硬,风何其大,尺何其长,河何其宽,酒多烈,冰何其冷也,火何其热也,伟皆痴逼也。
  • 母亲,母亲(2)----回忆我的母亲
    在此处介绍我家的另一位亲人,我的婆婆叫胡秀英,武汉市葛店人,实为父母聘请的住家保姆,1955年4月下旬来我家,养育我兄妹18年,老邻居都知道,婆婆就是我的亲人。 到“文革”中期,居委会干部到我家善意提醒我父母,不能再聘请婆婆,这是剥削行为,况且父母在“文革”中稍微不注意,随时会划为“敌对”阶层。 婆婆胡秀英为中国传统妇女,待人友善,待我们亲如家人,母亲从小就缺母爱,婆婆无子女,儿时我以为婆婆是我家奶奶,18年来疼爱我们,抚助我们长大,特别是疼爱我大哥,就像是她家长孙。1971年初大哥未满16岁初中毕业被学校安排下放到荆门沙洋,婆婆心痛泪流,舍不得大哥去受苦。 记得60年代初的3年“自然灾害”时,全国人民都在饥饿之中,婆婆的丈夫在武汉摆摊买米粑,经常从葛店农村带粮食给我家度荒,后来干脆把我兄妹4人带到农村生活,我记得爹爹挑担萝筐,把我和妹妹各放一筐挑着走……。 现在婆婆要回葛店农村,全家含泪送别。 四、不堪回首的16年 在武汉国棉六厂的16年是母亲最不愿意提到的,并不是母亲被打成“右派”、“五类”分子。“四清”运动和“文革”十年,形势之乱带给人们的更多是痛苦和伤痛。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常常殃及无辜。父母亲家里全是有“海外关系”及亲属,稍不注意,随时会打成“敌特”分子,遭受非人待遇。 母亲在厂工作状况和待遇每况愈下。“运动”开始,从车间统计员下基层到轮班做记录员,早中夜班轮回转,后来被要求以“干”代“工”,即把干部身份拿出,换成“工人”身份,还是跟班做记录,叫记录工了。再过段时间被要求培养有“前途”青年,学会统计记录取代我母亲,安排我母亲做跟班值车工。母亲生性老实,胆小怕事,不善表达,也不敢表达,因为有生母随军在台湾的事实,只能“听话”和“照做”。虽然生母很早就几乎是遗弃了她,从未得到生母关爱的她还得为这样一个身份,没有尊严无法诉求缺失抗争的权利。 可怜我的母亲从小失去双亲,在一个战争时期的大家庭中生活,经济困难,缺少关爱,体质极差。这样的身体在纺织工厂跟班值车。几年下来,不到40岁的母亲就患上高血压,肺结核,甚至在车间工作期间多次吐血……。 霹雳一声春雷响 ,感谢“邓大人”,我家“春天”来到了,1978年我家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父母亲身上的“政治枷锁”解脱了:父亲从“臭老九”、“靠边站”,变成知识分子代表被请到职工大会主席台;母亲因病45岁提前退休,回归家庭过自在生活;困绕父母亲的子女升学就业问题,通过高考、中考和顶职一并得到了解决,妹妹顶职进厂得到组织照顾,安排在父亲学校从教,后也安排进修学习深造。 五、平静充实的退休生活 卸掉了压在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母亲也退休了。父母亲分别与在台湾和美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父亲母亲有更多时间,更重要的有良好的心情与4位表姐妹走动或聚会。我们兄妹四人都在此段时间经历了恋爱、结婚和生子(女),组成一个三代十四口人的大家庭,1985年父亲离休后,父母有时间多次到在辽宁省丹东安家的二儿子家居住、度假。 六、母亲的小故事 母亲一生善良大度,不计得失,乐于助人,默默为我们家庭和子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退休后,她包揽所有家务,支持父亲发展兴趣爱好;她珍惜家庭,关爱子女,轻声细语,从不重言;对遇到困难的人,只要能帮助绝不退缩,及时伸出援手。她的朴实善良真诚为我们整个家庭营造良好的家风。 1、母亲幼小时有个奶妈(我至今还记得她模样),多年后找到了我母亲。家庭穷困,常到我家来,母亲给予她大帮小助,帮她度过难关。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武昌紫阳湖,找到她家,问怎么好久不联系了,她说,你的4个伢都大了,也需要钱,上次看见几个伢穿的也是旧衣服还有补丁,不能再麻烦你了。母亲说“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您在我幼小时用乳汁哺乳了我,是我应该报答您”。母亲就是这样秉持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认知和他人交往,获得了朋友和晚辈的尊重敬爱。 2、有一个陈爷爷,住中山路三姨妈家附近,孤身独居,一生在母亲大家庭打工,为人忠厚。抗战期间,武汉沦陷,全家逃离时跑散了,大家庭所有值钱家当都在陈爷爷身上,大家惊慌无助之时,陈爷爷四处打听、仔细搜索,终于找到了母亲大家庭人员。可见陈爷爷的人品真实,难能可贵,母亲时常教导我们尊重陈爷爷,虽然他年纪大没工作,打零工,但他是我们家的恩人。以后多年就与母亲家里人是亲戚了。母亲的感恩之心潜移默化传承到我们身上。 3、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母亲退休后,一直按退休工人办理,工厂党委通知母亲去办理“纠错”,恢复“干部”身份,还问对组织有什么要求,母亲回复,现在已经退休了,生活很安宁,不提要求,放弃变更手续,不愿再组织添麻烦。母亲宽厚仁慈,淡泊一切,不给组织和任何人添麻烦,从容淡然地过完一生。
  • 又是一年清明时
    亲爱的妈妈: 清明时节,因疫情影响停止祭祀活动,只能在网上表达对您不尽的哀思,想您是常态,爱您在心间。 妈妈,您安好我们安心,在天堂快乐生活,人间后代得您庇佑,福泽安康。愿您常乐,厚爱子孙。 您永远在我们心中,爱您!!!
  • 母亲,母亲(1)------回忆我的母亲
    一、被遗弃的童年 我的母亲侯玉华1933年8月10日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国民党官宦家庭,我的外祖父当年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曾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和谈;外祖母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在武汉从事教师工作。 不幸的是母亲半岁时,外祖父患病离世,家庭失去了支柱,外祖母倍受打击,伤心欲绝乃至意志消沉,失去工作。长时间休养调整后经人推荐到上海继续任教,将我那尚在年幼的母亲托付于母亲的姨妈(我外祖母的家姐)收养,她仅每月汇寄生活费,寒暑假偶尔来看望。 后来,我尚年轻外祖母改嫁国民革命军中一位师长且又生了儿女,回汉来看我母亲的时候少了,但每月寄来生活费多了,直到武汉解放前夕的某一天,我的外祖母仓促来汉准备带我母亲去台湾,当时母亲正在读初中三年级,与生母聚少离多,加之外祖母另有家庭,不愿去台湾,母亲借口自已未完成初中毕业,等以后再说。外祖母就带了母亲的小表妹(后来我们称之“四姨妈”)走了,约好来年再接我母亲时,就带“四姨妈”回武汉。 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母亲这一生与自己亲生母亲的最后一面。台海相隔,留下我年少的母亲寄人篱下孤独度日。外祖母全家也早已从台湾移居美国。中国对外开放,外祖母通过多条线索联系到母亲。文革时期历经种种坎坷和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一心为家庭大局着想的母亲怕影响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前途,不敢与外祖母相认,仅以“姨妈”相称,并委婉拒绝外祖母提出的一切帮助和见面要求,与她仅保持书信和照片来往。 二、寄人篱下的少年 母亲寄养的姨妈一家,是一个封建大家族,旧址在武昌八铺街附近。家里开有一家织袜厂,也适当做点贸易。母亲的外祖母掌管家族生产经济贸易,算是掌门人身份,整个属于阴盛阳衰的家庭状况。有时候,我会问起母亲那时候的感受,母亲很少抱怨,只是从她凄凉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了那种不幸和无奈。后来母亲跟我回忆,家族中男丁几乎全部从军,基本上都是参加了 国民革命军。抗日战争期间去的,有的得到了战亡通知,有的杳无音信无回返,几乎无一生还。母亲同辈中男丁我只知道二姨爹侯济群,也是母亲表哥(母亲的姨妈唯一儿子,其父在抗日战争中战亡),与母亲的二表姐成婚,黄浦军校16期毕业后从军,武汉解放前夕,因我大表姐出生,没有随军去台返回武汉,后因此历史,一直生活坎坷。改革开放后,由于“黄浦同学会”努力,二姨爹景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不久因病去世了。 在战争期间,一个家族没有男人,全靠女人撑起所有繁重的生活负担。家里袜子厂生产经营状况逐渐衰败,生活几乎难以为继。母亲和4个表姐妹放学回家都必须到工厂继续参加劳作,以维持大家庭生话开支。至武汉解放前夕,袜子厂萎缩成了家庭织袜作坊。也因为这解放后划定“成份”时,由于母亲已改随姨妈家的“姓氏”,母亲的家庭成份定为“小手工业者”。 武汉解放后,母亲初中毕业了。母亲明白即使想读书现实也不容许。既然学业无法继续,那就在家帮忙织祙。母亲心灵手巧,动作麻利,特别能干;也因为明白自己是寄人篱下,必须多做事多挣钱,补贴大家庭。母亲的大表姐在报上发现在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有一个很熟悉的名字,此人是第一次国共和谈时中共方面工作人员,与我的外祖父为私人好友,俩人虽所处阵营不同,但志趣相投,相交甚好。大表姨立即写信给他,告之我母亲近况,希望得到帮助。很快得到这位领导的回复,他已委托在武汉工作的同志,让母亲重新获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就读于武汉行政干部学校统计专业学习。 三、坎坷的就业之路 母亲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校学习认真 ,1951年,母亲从武汉行政干部学校顺利毕业后,积极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参加了武汉市政府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年轻充满干劲的母亲很快遭到现实的“冷水”——在工作队她深深感受“成份”的压力,虽然只划定“小手工业者”,属于劳动人民,但生母随军去台湾,未谋面“继父”是国民党军队中将军。这种特殊身份让她工作生活比一般的人更艰难。 土改完成后,母亲分配到武汉市政府下属一家机关工作。统计机关在汉口江汉关附近,在单位母亲自觉地谨言慎行,踏实工作,本分的个性也让她时时提醒自己不敢有一点闪失。先后在汉口麟趾路、车站路居住。我兄妹4人均在汉口出生。 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武昌,先在广埠屯附近的军队属下的荣军学校工作,后调入武汉纺织业中任教,搬入武昌新华村入住,母亲也于1962年就近调入武汉一纱厂(后为:武汉市国棉六厂)任准备车间统计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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