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县烈士陵园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连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战役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损失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役统计数字）97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歼敌总数则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非同一般。
其中华野歼敌约44万，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一场巨大的战役，除了指挥得当，三军用命，还有一个关键要素是后勤保障。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方面并没有现代化手段保障战役后勤，但把人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刘陈邓粟谭组成的总前委在战役组织指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担负主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在组织后勤工作方面的成绩也不容抹杀。这里面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和华野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豫皖苏财经办事处主任（后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是后勤工作的主要指挥者。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很多关于淮海战役的文学影视作品都强调了人民战争和民工支前的极端重要性，包括电影《淮海战役》、《车轮滚滚》，小说《百合花》等。
道路抢修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打响了淮海战役。
郑州解放后，两万多民工和铁路工人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至12月初，使开封、洛阳、新郑完全通车，并将后方的军需物资运送到前线。
为了使济南至徐州段能提前通车，支援淮海战场。在“快修铁路，支援前线”“建设一条人民铁路”口号的鼓舞下，广大地方群众和铁路工人们团结协作，艰苦奋战，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进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他们仅用33天，将长达110公里、大小47座桥梁完全修复竣工，使济南至徐州段提前了一个月通车。修复这段铁路需要枕木17万根，夹板2.5万副，道钉75万颗，螺丝5万颗，2万立方米土方。沿铁路线的人民群众得知为支援淮海决战需要抢修铁路用的枕木，便积极行动起来。滋阳一县就征购枕木达15000根；离山（滕县西北新设县）、邹县、滕县、济北（济宁北战前新设县）、曲阜等县，一边准备木材，一边发动木匠集体赶制枕木，组织大小车辆抢时间运送。各县动员了240多个铁匠炉昼夜打制夹板、道钉，许多铁匠铺自发合炉成立不同工序小组，进行流水作业。这种方法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抢修铁路所需的其他各种器材，由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和城市工人齐心协力，这些物资很快就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运来，17万根枕木在不到20天的时间就全部落实并送到铁路线上。
开封的铁路工人工程队，听到商丘解放的消息，连夜赶到民权县，仅用2天的时间就铺修好被破坏的路轨。平汉路郑州段铁路抢修队的工人，冒着持续数日的大风雪，在路基、路轨全掩埋进厚厚的积雪里的情况下，他们不畏冰雪严寒，工人们顶风冒雪，克服困难抢修铁路，一段一段完好的铁路在他们的抢修中不断向前伸展。
徐州铁路工人们保护了大量的铁路机车、车辆以及机器设备等免遭敌人破坏。徐州解放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以徐州为中心，东到新安镇，西至洛阳，南抵宿县，北达济南的铁路全部通车，陇海和津浦路也得以贯通。
据不完全统计，铁路工人和后方人民群众共抢修铁桥68座，涵洞228座，修复铁路220里。同时通往前线的大路、公路、桥梁也已修复。东从黄海，西至运河，南到陇海路，北达胶济路的主要交通干线全部畅通，有力支援了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的结果。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八十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统帅部的决心一变再变，各兵团互不配合，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人心。对于这一战役，作战双方对胜败的原因都进行过总结。
国民党军方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认为此次战役，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他总共列举了十三条失误，主要有：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决，结果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以致形成兵力、态势上的劣势；顾虑长江与淮河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以致分散了兵力；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杜聿明放弃徐州，本属冒险，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解放军，以致陷全军于危殆；各部队长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国民党统帅部战后检讨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斗力之保持，战斗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方面，均有重大错失。
共产党方面，1949年1月20日主将粟裕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有中央军委、毛主席、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各兵团、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到会各同志机动灵活的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辛劳的英勇作战。
陈毅在1951年2月1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概括说明决战胜利的原因：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以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正如中野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所说的，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陈毅对尤金特别强调，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
战争意义编辑 语音
淮海战役的失利，军事上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12兵团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五大主力其他三支部队分别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歼的整编第74师、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的新1军和新6军）从而也就失去了蒋介石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江北只剩一个重要城市安庆在国军控制下，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
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最强大的战略集团徐州集团和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华北集团也危在旦夕，尚存的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而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三个集团已构不成主力集团。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利争斗，趋于白热化。白崇禧利用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物也开始撤离南京迁往台湾。
在此之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淮海战役的失利，迫使国民政府加紧从南京撤走重要文物。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176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管。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剩十余人，立法院80%的立法委员逃离了南京。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忙于撤退人员及家属。李宗仁回忆到：徐蚌会战已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前途无望。
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在这样局面下，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引退，将总统之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在幕后遥控指挥。
对于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后检讨中，不得不承认：国军遭受之失败，影响全局，最为重大，尤其是华东地区。由于国军在徐蚌决战中，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军再无力与解放军主力决战。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将军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在华南取得必要的支持，动员这一地区的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完全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崩溃了。桂系一时间倍感扬眉吐气，甚至想大干一场。
淮海战役的意义就如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很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淮海战役，又称“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刘峙指挥国民党军五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被消灭及改编，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也是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1948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愈发对国军不利，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提出了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在西北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的战略。从下半年开始，国军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造成解放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
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
9月间中国共产党发起济南战役，攻克济南，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攻克国军重兵设防的坚固城池，也宣示了重点防御计划的失败。在战役中，尽管蒋介石命令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北上解围，但慑于中国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强大阻援部队，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直至济南城破，黄、李两兵团尚未集结完毕 。新华社在1948年10月24日播发了济南战役的战果：毙伤国民党军22423人，俘王耀武以下61873人，其中将官23人，战场起义2万余人，缴获辎重弹药无数。美联社对此评论：“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军纷纷弃城，山东境内只剩除青岛等少数据点 ，使得解放军南下作战再无负担，同时，鉴于邱黄李三兵团的犹豫，由此，当济南城内巷战仍在激烈进行，粟裕就于1948年9月24日7时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1948年9月25日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三天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议，希望乘胜攻歼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海州国军之战役，称为淮海战役，主要目标为歼灭距离徐州较远的黄百韬第7兵团、李延年第9绥靖区，为夺取徐州做好准备。这一计划符合中国共产党“歼敌于长江以北”之指导思想，随即得到批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原来预定进行较小规模之淮海战役，中国共产党占据主动决战权。
此后，关于战役部署的讨论一直在进行，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电告华野，提出了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歼灭黄百韬兵团，占领新安镇，枣庄，临沂等地，同时，中原野战军应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减轻华野阻援的压力 。
中野以极小代价占领郑州，开封后，对战役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刘伯承李达等牵制张淦三兵团、黄维十二兵团，迟滞了华中国军向徐州战场的东调。1948年10月27日，中野主力四个纵队由郑州东进进入徐蚌战场，相机行事，此时，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已经发展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配合的战役，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故此，粟裕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次日，毛泽东回电称“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在济南失守后，1948年10月，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开始收缩兵力，国军集结了4个兵团（第2、第13、第7、第16兵团）和4个绥靖区（第3、第4、第1、第9绥靖区）部队25个军共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利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组成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之“一点两线”防御阵线，加强防守中原和华东地区，采取战略守势。
10月底，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进攻郑州，国军忧虑其可能会与华东野战军在江淮地区会合，为巩固江淮，屏障南京，1948年10月2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按照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守淮”之指导思想，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做战略防御；当解放军南下时，即集中全力，寻机与解放军决战。（郭汝瑰回忆录）二是放弃徐州，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同时，为解决兵力不足，将辽沈战役后驻留葫芦岛的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四军转至蚌埠，支援徐蚌战场。尽管这次会议商定采用第一种作战方案，但直至徐蚌会战开始，国民党仍没有确定作战部署 ，蒋介石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在淮河一带击破解放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 。至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方确定部署按第一案，主力沿津浦路排开。
在指挥官人选上，蒋介石希望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但白崇禧认为国军布阵完全陷入被动，于是坚决推辞 。在前方指挥机构人选方面，蒋又希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能指挥这场战事，但杜聿明已于1948年10月15日被紧急调往东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一时无信任人选可派，于是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来指挥这场战役。从白崇禧拒绝指挥，到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只有6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