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母亲（2）----回忆我的母亲

在此处介绍我家的另一位亲人，我的婆婆叫胡秀英，武汉市葛店人，实为父母聘请的住家保姆，1955年4月下旬来我家，养育我兄妹18年，老邻居都知道，婆婆就是我的亲人。

到“文革”中期，居委会干部到我家善意提醒我父母，不能再聘请婆婆，这是剥削行为，况且父母在“文革”中稍微不注意，随时会划为“敌对”阶层。

婆婆胡秀英为中国传统妇女，待人友善，待我们亲如家人，母亲从小就缺母爱，婆婆无子女，儿时我以为婆婆是我家奶奶，18年来疼爱我们，抚助我们长大，特别是疼爱我大哥，就像是她家长孙。1971年初大哥未满16岁初中毕业被学校安排下放到荆门沙洋，婆婆心痛泪流，舍不得大哥去受苦。

记得60年代初的3年“自然灾害”时，全国人民都在饥饿之中，婆婆的丈夫在武汉摆摊买米粑，经常从葛店农村带粮食给我家度荒，后来干脆把我兄妹4人带到农村生活，我记得爹爹挑担萝筐，把我和妹妹各放一筐挑着走……。

现在婆婆要回葛店农村，全家含泪送别。

四、不堪回首的16年

在武汉国棉六厂的16年是母亲最不愿意提到的，并不是母亲被打成“右派”、“五类”分子。“四清”运动和“文革”十年，形势之乱带给人们的更多是痛苦和伤痛。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常常殃及无辜。父母亲家里全是有“海外关系”及亲属，稍不注意，随时会打成“敌特”分子，遭受非人待遇。

母亲在厂工作状况和待遇每况愈下。“运动”开始，从车间统计员下基层到轮班做记录员，早中夜班轮回转，后来被要求以“干”代“工”，即把干部身份拿出，换成“工人”身份，还是跟班做记录，叫记录工了。再过段时间被要求培养有“前途”青年，学会统计记录取代我母亲，安排我母亲做跟班值车工。母亲生性老实，胆小怕事，不善表达，也不敢表达，因为有生母随军在台湾的事实，只能“听话”和“照做”。虽然生母很早就几乎是遗弃了她，从未得到生母关爱的她还得为这样一个身份，没有尊严无法诉求缺失抗争的权利。

可怜我的母亲从小失去双亲，在一个战争时期的大家庭中生活，经济困难，缺少关爱，体质极差。这样的身体在纺织工厂跟班值车。几年下来，不到40岁的母亲就患上高血压，肺结核，甚至在车间工作期间多次吐血……。

霹雳一声春雷响 ，感谢“邓大人”，我家“春天”来到了，1978年我家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父母亲身上的“政治枷锁”解脱了：父亲从“臭老九”、“靠边站”，变成知识分子代表被请到职工大会主席台；母亲因病45岁提前退休，回归家庭过自在生活；困绕父母亲的子女升学就业问题，通过高考、中考和顶职一并得到了解决，妹妹顶职进厂得到组织照顾，安排在父亲学校从教，后也安排进修学习深造。

五、平静充实的退休生活

卸掉了压在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母亲也退休了。父母亲分别与在台湾和美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父亲母亲有更多时间，更重要的有良好的心情与4位表姐妹走动或聚会。我们兄妹四人都在此段时间经历了恋爱、结婚和生子（女），组成一个三代十四口人的大家庭，1985年父亲离休后，父母有时间多次到在辽宁省丹东安家的二儿子家居住、度假。
六、母亲的小故事

母亲一生善良大度，不计得失，乐于助人，默默为我们家庭和子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退休后，她包揽所有家务，支持父亲发展兴趣爱好；她珍惜家庭，关爱子女，轻声细语，从不重言；对遇到困难的人，只要能帮助绝不退缩，及时伸出援手。她的朴实善良真诚为我们整个家庭营造良好的家风。

1、母亲幼小时有个奶妈（我至今还记得她模样），多年后找到了我母亲。家庭穷困，常到我家来，母亲给予她大帮小助，帮她度过难关。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武昌紫阳湖，找到她家，问怎么好久不联系了，她说，你的4个伢都大了，也需要钱，上次看见几个伢穿的也是旧衣服还有补丁，不能再麻烦你了。母亲说“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您在我幼小时用乳汁哺乳了我，是我应该报答您”。母亲就是这样秉持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认知和他人交往，获得了朋友和晚辈的尊重敬爱。

2、有一个陈爷爷，住中山路三姨妈家附近，孤身独居，一生在母亲大家庭打工，为人忠厚。抗战期间，武汉沦陷，全家逃离时跑散了，大家庭所有值钱家当都在陈爷爷身上，大家惊慌无助之时，陈爷爷四处打听、仔细搜索，终于找到了母亲大家庭人员。可见陈爷爷的人品真实，难能可贵，母亲时常教导我们尊重陈爷爷，虽然他年纪大没工作，打零工，但他是我们家的恩人。以后多年就与母亲家里人是亲戚了。母亲的感恩之心潜移默化传承到我们身上。

3、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母亲退休后，一直按退休工人办理，工厂党委通知母亲去办理“纠错”，恢复“干部”身份，还问对组织有什么要求，母亲回复，现在已经退休了，生活很安宁，不提要求，放弃变更手续，不愿再组织添麻烦。母亲宽厚仁慈，淡泊一切，不给组织和任何人添麻烦，从容淡然地过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