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母亲（1）------回忆我的母亲

一、被遗弃的童年

我的母亲侯玉华1933年8月10日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国民党官宦家庭，我的外祖父当年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曾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和谈；外祖母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在武汉从事教师工作。

不幸的是母亲半岁时，外祖父患病离世，家庭失去了支柱，外祖母倍受打击，伤心欲绝乃至意志消沉，失去工作。长时间休养调整后经人推荐到上海继续任教，将我那尚在年幼的母亲托付于母亲的姨妈（我外祖母的家姐）收养，她仅每月汇寄生活费，寒暑假偶尔来看望。

后来，我尚年轻外祖母改嫁国民革命军中一位师长且又生了儿女，回汉来看我母亲的时候少了，但每月寄来生活费多了，直到武汉解放前夕的某一天，我的外祖母仓促来汉准备带我母亲去台湾，当时母亲正在读初中三年级，与生母聚少离多，加之外祖母另有家庭，不愿去台湾，母亲借口自已未完成初中毕业，等以后再说。外祖母就带了母亲的小表妹（后来我们称之“四姨妈”）走了，约好来年再接我母亲时，就带“四姨妈”回武汉。

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母亲这一生与自己亲生母亲的最后一面。台海相隔，留下我年少的母亲寄人篱下孤独度日。外祖母全家也早已从台湾移居美国。中国对外开放，外祖母通过多条线索联系到母亲。文革时期历经种种坎坷和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一心为家庭大局着想的母亲怕影响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前途，不敢与外祖母相认，仅以“姨妈”相称，并委婉拒绝外祖母提出的一切帮助和见面要求，与她仅保持书信和照片来往。

二、寄人篱下的少年

母亲寄养的姨妈一家，是一个封建大家族，旧址在武昌八铺街附近。家里开有一家织袜厂，也适当做点贸易。母亲的外祖母掌管家族生产经济贸易，算是掌门人身份，整个属于阴盛阳衰的家庭状况。有时候，我会问起母亲那时候的感受，母亲很少抱怨，只是从她凄凉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了那种不幸和无奈。后来母亲跟我回忆，家族中男丁几乎全部从军，基本上都是参加了 国民革命军。抗日战争期间去的，有的得到了战亡通知，有的杳无音信无回返，几乎无一生还。母亲同辈中男丁我只知道二姨爹侯济群，也是母亲表哥（母亲的姨妈唯一儿子，其父在抗日战争中战亡），与母亲的二表姐成婚，黄浦军校16期毕业后从军，武汉解放前夕，因我大表姐出生，没有随军去台返回武汉，后因此历史，一直生活坎坷。改革开放后，由于“黄浦同学会”努力，二姨爹景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不久因病去世了。

在战争期间，一个家族没有男人，全靠女人撑起所有繁重的生活负担。家里袜子厂生产经营状况逐渐衰败，生活几乎难以为继。母亲和4个表姐妹放学回家都必须到工厂继续参加劳作，以维持大家庭生话开支。至武汉解放前夕，袜子厂萎缩成了家庭织袜作坊。也因为这解放后划定“成份”时，由于母亲已改随姨妈家的“姓氏”，母亲的家庭成份定为“小手工业者”。

武汉解放后，母亲初中毕业了。母亲明白即使想读书现实也不容许。既然学业无法继续，那就在家帮忙织祙。母亲心灵手巧，动作麻利，特别能干；也因为明白自己是寄人篱下，必须多做事多挣钱，补贴大家庭。母亲的大表姐在报上发现在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有一个很熟悉的名字，此人是第一次国共和谈时中共方面工作人员，与我的外祖父为私人好友，俩人虽所处阵营不同，但志趣相投，相交甚好。大表姨立即写信给他，告之我母亲近况，希望得到帮助。很快得到这位领导的回复，他已委托在武汉工作的同志，让母亲重新获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就读于武汉行政干部学校统计专业学习。

三、坎坷的就业之路

母亲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校学习认真 ，1951年，母亲从武汉行政干部学校顺利毕业后，积极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参加了武汉市政府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年轻充满干劲的母亲很快遭到现实的“冷水”——在工作队她深深感受“成份”的压力，虽然只划定“小手工业者”，属于劳动人民，但生母随军去台湾，未谋面“继父”是国民党军队中将军。这种特殊身份让她工作生活比一般的人更艰难。

土改完成后，母亲分配到武汉市政府下属一家机关工作。统计机关在汉口江汉关附近，在单位母亲自觉地谨言慎行，踏实工作，本分的个性也让她时时提醒自己不敢有一点闪失。先后在汉口麟趾路、车站路居住。我兄妹4人均在汉口出生。

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武昌，先在广埠屯附近的军队属下的荣军学校工作，后调入武汉纺织业中任教，搬入武昌新华村入住，母亲也于1962年就近调入武汉一纱厂（后为：武汉市国棉六厂）任准备车间统计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