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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一个应该被铭记和纪念的日子,1976年9月9日，世纪伟人毛泽东逝世。
整整四十五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毛泽东主席，依然记得他的音容笑貌。
无论是艰苦的万里长征，还是充满血泪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崭新的新中国，还是紧张的中苏外交，不管中国人民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只要有他在，中华民族就有了主心骨。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一直是“红太阳”般的存在。
漫长岁月里，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了共产党，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十七岁时，从许多豆商那里听到了一件事。那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这真像历史上“晋惠帝之问”一样，得知许多百姓没有粮食吃，被活活饿死，大为不解地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但是，经过戊戌变法风气已开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饥民不同。当抚台的话传来，他们怒气冲天，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并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官府门前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省府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着马出来，告诉人们官厅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可是皇帝谴责这位庄姓官员同“暴民”勾结，很快将他革职。不久，新抚台上任，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许多人被杀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从此把它记在心上，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觉得所谓“暴民”也是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人，并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仗义济民的情怀。
这以后，当地发生的两件大事，更让他真切感受到穷苦人所受的欺压和生活的不易。一件是韶山哥老会会员们的遭遇。他们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在法庭打官司时，由于地主势力很大，加上贿赂了官府的人，哥老会会员们败诉了。但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撤到本地一个山里，建立起堡寨，不断打击地主和官府。他们最后被镇压，一个叫彭铁匠的起义领袖，逃亡过程中被抓住杀了头。毛泽东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种同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与他读的反映绿林好汉和侠义之士的书分不开。另一件大事是他直接感受到的“粮荒”。穷人没有饭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济，甚至发生了“吃大户”的运动。他从事米粮生意的父亲，也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这样一些穷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化，影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或许正因为早年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泽东初步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了〈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意思是如果社会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只好自己起来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直到 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都还写道：“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吃好饭，是毛泽东少年时就产生的朴素愿望，同时又是他成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造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他看来，“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社会是要不得的。可以说，“大多数穷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青少年时期对穷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与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观察、接受的思想学说，最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大多数穷苦人民”谋“幸福”。那时毛泽东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饱饭，而就这一点对四万万人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联想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现在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是强调小康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一个不能落下，与当年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初心是何等一致！又是怎样地一脉相承！当然，今天的使命和追求在毛泽东初心的基础上又大踏步地继续前进了。
对于死亡，毛主席看得很洒脱。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引用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代人的辉煌年代终将过去，那些共同创造历史的人物们逐渐凋零，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路，走得再远、再光辉，也不能忘记时代伟人—毛泽东。时光如水，岁月如歌，我们永远怀念毛泽东主席。
